摘要：管子相齐,继承齐国工商兴邦的传统,确立了发展工商业的战略思想,提出了很多发展工商业的新理念,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 扶持工商新政策.其中,前所未有的新政数十项：为工商之民“正名”确立其社会地位;建置稳定的工商业区;培育称之为“聚”级的商业 市场; 构建满足工商交易的货币体系; 加强诸侯国外交与商业贸易, 举全国之力, 派遣八千外交官员分赴各诸侯国, 充当商贸使者, 扩大 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;制定工商奖励政策,鼓励各诸侯国商贾通商齐国,等等.管仲自身也试水诸侯国贸易,总结出一系列工商业贸易 经验和艺术,形成了揭示工商业规律的思想理论,保存在《管子》“轻重篇”中,是为中国古代原创的工商经济学,助推齐国繁荣兴盛,也深 刻影响后世,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.

摘要：《弟子职》是上古时期的有韵之文.由于汉语语音的变化,后人读起来已有许多地方失韵.于是有人提出叶音说、方音说,牵 强附会以使其合韵,这些方法在之前有可能得到认可.但随着近现代音韵学的发展,人们不仅对上古语音系统产生更全面的了解,还可 以利用国际音标对上古音进行拟音.而拟音的结果,完全证明了其上古有韵之文的事实,从而也证明了叶音说、方音说是错误的.清代 学者对《弟子职》用韵问题做出一些探索,但良莠混杂,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.

摘要：从“道”的高度来考察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,从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重 要特征.有鉴于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所呈现出的宏阔博杂之态势,本文主要以《 管子》 四篇为文本依据与考察重点,围绕《 管子》 四篇中的 精气说、心说、名与礼法思想等方面展开行文.最后,文章认为,从重道体到重道用的转向以及对于后者的日渐重视,经历了整个战国时 期乃至秦汉,而对于道用的愈加重视与探讨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.

摘要：先秦法家以“法”观“怨”从知、行、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,为中华传统“怨”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.从情感发生学入 手,管仲、商鞅、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“私怨不入公门”的理念,既通观上下内外,又不限于一时一事.由知入行,先秦法家还通过情 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,以绘制“不怨”的治国蓝图;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,提炼出“除怨”与“用怨”之术.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,法家于 上建议君主“怨而无言”统御臣民,于下又主张“刑罚而民不敢怨”的持续高压.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,可知先 秦法家虽构想“无怨”处处防“怨”却又最终亡于“怨”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.

摘要：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,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“印记”而追求纯粹的经 典“原义”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.这-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. 只不过,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,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,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“原义”肆意发挥.经典诠释对 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,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,从“原义”中延伸出“新义”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 “对话”绵延二千年的《孟子》诠释,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.